周谷城(1898-1996)，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既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爱国爱民的社会活动家。

　　周谷城18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大学期间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21年毕业后，应邀回长沙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教授英语和伦理。当时毛泽东同志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两人谈吐投机，很快成了知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使他坚定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信念，1927年春投入了农民运动工作，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大革命失败后，他先是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32年转至上海济南大学任史地系主任，教授。1942年经中共地下党引荐，转移至重庆，进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给文、理、法、商四学院大学生讲授世界历史，解放后仍在复旦大学执教，并兼教务长。

周谷城教授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周谷城在史学界德高望重，1932年至1942年在济南大学讲授中国历史时，他就精心编写讲稿，系统整理出了一部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通史》，有80万字，分上下两册，于193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1942年后进入复旦大学讲授世界通史，他大胆向“言必称希腊”的欧洲中心论挑战，自己动手编写了一部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世界通史》，从而饮誉中外史坛。解放后，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先后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主席，一、二、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科文委主任，全国史学会会长，1996年11月10日逝于上海，终年99岁。

邓小平同周谷城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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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师大走出的周谷城

沈其芳

      周谷城，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191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在这里完成了大学学业。

      1917年，19岁的周谷城告别家乡湖南，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大的前身)英语部。从1917年到1921年，短暂的大学四年，对周谷城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这个时期，正值新文化运动和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前后。此时的北师大，探求新知、提倡新学的风气盛行，自由学习讨论的气氛浓厚。周谷城的大学生活，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的，他读到了《新青年》，非常赞同“民主”、“科学”的观点。他还阅读了很多哲学原著，对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思想都进行了研究。“机能心理学派”、“构造心理学派”、“完形派”、“本能派”等心理学学说也深深吸引了周谷城，他涉猎了大量的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正由于周谷城在北师大求学时那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的学术新风，开阔了他的视野，升华了他追求新知的思想境界。周谷城博览群书、上下贯通、自创新说而成一家之言，在史学、哲学、美学、教育学、逻辑学、社会学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周谷城先生的夫人李冰伯告诉笔者：“他这个人什么都喜欢，是个杂家，凡是他有兴趣的事情，他都要追问个究竟”。在阅读周谷城先生的学术著作时，他的大家风范和兼容并蓄的特点，十分明显。周谷城研究过世界历史，出版了影响中国几十年的三卷本《世界通史》。这部通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而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渐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它们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从开始就蕴涵着彼此间互相往来、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

      周谷城认为：世界史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而当时几乎所有的世界史教科书，都以欧洲为中心，全然欧洲史一样。他明确提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就爱国的思想说，不应该；就地理的方位说，有错误。我们不能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希腊、罗马并非世界古代史上驾驭其他各地的文化中心。印度、中国、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所以，周谷城一直认为世界通史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世界各地区都在日趋联系交往之中。而中西文化的交融，只能是相互渗透，决不会由一方取代另一方，换句话说，谁也不能吃掉谁，彼此可能消长升沉，但也决不会同归于尽。他讲：“有人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会向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复归。我看这是机械论。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国文化到西方去，其结果如何呢？在我看来，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不会有消极的结果，不会破坏或有损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决不是谁吃掉谁，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平衡过程。”

      周谷城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是共通的、平衡的，不应机械分割。周谷城的孙子周洛华在回忆祖父时说：“凡是有人当着祖父的面问我是学文科还是理科时，祖父总是抢先说：‘不存在这个界限’。我小时候喜读诗词，以为自己天性习文，祖父一直反对，他对我说：‘切莫分文理’。他在北京曾与钱学森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俩都认为学社会科学与学自然科学是共通的，决不可机械地分割开来。两者若有偏废，都不可能达到较高学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