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山区沧水铺有碧云峰，又名清秀山、清修山，亦称小庐山。据明代史志载：“小庐山在益阳县南六十里，一名清修山，上有香炉峰、瀑布泉，以其类九江匡庐山因名。”在同治年益阳七修县志里，“小庐山”被列为本地名胜，配有专页绘图。

　　2009年9月出版的益阳某高校学报第五期载有《熊湘山考辨》一文。该文主要论证黄帝来过熊湘山即益阳的碧云峰，这个题材太大，我不敢附和。但文中有关碑刻的信息却引起我强烈的兴趣。作者云：“碧云峰山腰现在还保存了一块刻有《熊湘山记》的汉白玉石碑。虽然石碑只剩下了上半截，但还是看得出文章的大体意思。其文也是确定该山即昔日黄帝所登的熊湘山。”对于该碑的年代和撰文者，作者是这么断定的：“因下半截已不存在，刊立时间和撰文作者不明。但从字体和玉石风化迹象分析，可以认定是宋代或明代之物。”

　　该碑大理石质，俗称汉白玉。湖南的出产地在祁阳，所以又叫祁阳石。碑额饰方格楷体阳刻“熊湘山记”四字。正文楷体阴刻，计20行，余存280字，基本可辨，抄录如下：“《史记·黄帝本纪》：黄帝南至于江，登……熊耳山东西各一峰，如熊耳状，因以……所登者明明为洛之熊耳时，祫至于……耳，而《括地志》逐分熊湘为二，以熊为……益阳之有其山，夫黄帝所登。如泰岱……志云‘黄帝登熊湘，乃二山。一为熊耳……’吕为岳，以集解一字之遗启后人。千……欲以其邱垤而充泰山甚矣。其盛地……润。今之凤凰、烂泥诸湖，古与洞庭为……为同时同地之事，其证一也。山高千……遂飞往衡山之传说，之证二也。山之……万区，而益阳自古无封国，以名山系……名也。黄帝披山涉水至洞庭以南，见……时君山列入祠，官亦名为湘山，史公……以为巴陵虽能僭湘山之名，而不能……有而不可移易也。夫亘古之世剧芝……擅之矣。后王无人继登衡山，逐夺有……明经德源好古深思，于益阳山水名……北之误文也。集解引《汉书·地理志》囗……乃竖碑于山巅，正其名而复其故，且……。”

　　该碑原置青秀山巅，现存于当地村户，碑面腐蚀轻微。据民国早期醴陵西山红拂墓碑和清代晚期株洲天元区多块湘军将领墓碑，均为汉白玉的祁阳石，然而石碑表面风化腐蚀均比熊湘山记碑严重。再据残存碑文分析，其文特点已经半文半白，宋、明之遗风甚少。该碑通过新闻媒体披露后，笔者疑其为民国初期泐置。又据残存碑文有“明经德源好古深思，于益阳山水名……”分析，其碑文由一个有明经级别的德源所撰，但德源何许人也？仍是谜。

　　2023年初夏，多年热衷益阳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朋友赵新民来电：“经查阅益阳各姓族谱，明经德源这人弄清了，他就是益阳晚清举人罗德源。”赵公年届花甲，博士出身。他的调研结论，顿时使我豁然开朗。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版《益阳县志》人物栏载：“罗德源(1876-1948)，字运泉，岩子潭人。1904年中举人。1905年，任益阳县劝学所负责人，管理全县学务。1909年，东渡日本学习法政，1911年回国后，曾任教干中国公学、广东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处。1939年，与族人罗柏森等创建私立蛇山初级中学，任校长多年。罗德源擅长诗词、书法，注重研究经史，著述甚多。”据民国《益阳县志》稿载，罗德源于光绪二十八年并科获“副贡”名分。而明清两代对贡生的尊称谓之“明经”，另外，更早的年代“明经”还是举人的代称。据此，“明经德源”即益阳举人罗德源无疑。

　　科举制度在中国盛行一千三百年，罗德源搭上光绪三十年乡试的末班车，成了益阳最后一名考上举人的学霸。可惜此刻清政府已危机四伏，罗德源只得了一个广东“候补知县”的空头功名。光绪三十一年，罗德源任益阳县首届劝学所总董事，从此终身贡献于教育事业。罗举人先后担任过长沙育才中学、益阳箴言中学的负责人，还组织过劝学所捐修益阳古城墙，益阳民间至今还遗存有“劝学所”铭文的城墙砖。罗德源的家乡岩子潭（今属赫山区泥江口），旧属益阳十四里，距清秀山不足15公里。罗德源丰富的学识和对家乡名山的崇敬，自然成就了《熊湘山记》碑的诞生，给益阳名山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载。1934年罗德源以副贡人才的身份受聘于益阳县志编纂，此项工作更符合罗举人“好古深思”的特性。至于该碑具体泐制时间，应是1905年罗德源担任益阳县劝学所总董事之后与离任益阳地方学校之前。